□ 李建榮
我有不少文章寫的都是母親的藝術(shù)、母語的文化。
那是2011年的冬天,我的母親重病,我從南方寧波所供職的大學(xué)請假趕回慶陽。母親因腦溢血,住院治療,在狹促的病房里我伺候母親十來天時間。
看來一時不能好轉(zhuǎn),就在一個雪花漫天飄落,天地全然潔白的日子,告別病中的母親。那時還沒有放學(xué),我有五個班的寫作課,覺得不能耽誤太久,就返回甬城,硬著心把母親交給了妻子、妹妹和女兒。
我離開病房里的母親的時候,和滿頭白發(fā)的母親告別,開始她眼睛還睜著看我,我說我回校處理事務(wù)之后,再返回來看她的時候,她轉(zhuǎn)過了頭,再也沒有看我一眼。顯然,他已經(jīng)對我失望、絕望。
她是不愿意我再離開她的,我也絕對不應(yīng)該在那個時候,還惦記著自己的學(xué)生。
我走出病房,站在醫(yī)院的樓道里,站了很久,迎著大雪,一個人走向車站。此時,朋友發(fā)到手機(jī)上的一張照片是一朵紅花上頂著滿頭的白雪。沒有想到,那是我和母親的最后一面。
因為我相信母親一定還會醒過來,站起來的,我還叫家里把母親轉(zhuǎn)到另外一家醫(yī)院,繼續(xù)治療。
就在兩周后,母親病危,而那一天,我還站在錢塘江邊的大學(xué)的講臺上,課后從杭州灣趕到慈溪城內(nèi),再回到寧波市內(nèi),精神完全癱瘓,趴在床上整整一夜,四肢完全失去力量。
妻子、妹妹輪流抱著母親回到我鄉(xiāng)下的院子,母親勞累了一輩子的地方。
她躺在自家的土炕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氣。
我在鎮(zhèn)上買好一口柏木棺材,雇車?yán)郊依铩?/p>
我握著母親冰涼的手,抱她入棺。
但是今天,在這本書的前面我要說的其實都不是我的這些不孝,我是想說一件往事。
我記得十二歲的一個情景,我跪在地坑院里土灶臺前,我的“干大”(干爹)點燃黃表紙在我頭上燎燒,灶膛里火光通紅,我媽坐在木凳上,拉著風(fēng)箱,面牛、面虎望著香火。父親拿來剪刀,剪開我的脖子上戴的一個紅鎖鎖,紅布做的,里面裝著棉花的圓形的棒棒,用紅線交叉連接在一起。父親剪開了紅線,從我脖子上取下來——這叫卸鎖鎖,我長大了,成人了。
那是2011年夏天,那次母親住院,在慶陽市中醫(yī)醫(yī)院,母親叫二妹元玲回老家的柜子取一樣?xùn)|西,妹妹專程回去了一趟,回到病房,把一根紅布做的布鎖鎖交到母親手里,母親交到我的手里,半躺在病床上慈愛地看著我。
“這是啥?”我問母親。“你的鎖鎖?!?/p>
這是我的鎖鎖嗎?我小時候戴過的?怎么還在?鎖鎖針線綿密、勻稱。
“誰做的?”
“還能有誰?——你媽呀!”爸爸有點責(zé)怪地說。
我用手指捻了捻,好像不全是棉花,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
“里面是啥?”
母親說是我的臍帶。
我愣在了母親床邊,驚呆、愕然,手里端著用紅布和棉花裹著的我的臍帶……那一年,我五十歲。
就是說,我?guī)е业哪殠?,這紅布鎖鎖,這連接我和母親身體的血脈,長到十二歲;母親從1962年,把我的臍帶以一種特殊的民俗方式保存到我五十歲,交到了我的手上。
臍帶鎖鎖,是一件民間刺繡,可它的生命含義,還用我以文字再說什么嗎?我只有愧疚。
比之于母親對我生命的保護(hù),我對母親的藝術(shù)愛護(hù)的是多么的不夠。
2015年12月29日晚上8時40分,我的岳母突發(fā)心肌梗塞,在慶陽家中去世。那時我在浙江慈溪杭州灣錢塘江邊的學(xué)校,剛剛和學(xué)生一起慶祝即將到來的元旦。突聽噩耗,我整個人木了,我一直說給岳母捎回去幾包復(fù)印紙,讓她畫下她腦海里的刺繡圖案,卻沒有做。三十年前,她為兩個女兒做出嫁的“陪房”,去世前這幾年,她坐在炕頭、門前為四個外孫女、三個孫女每個人做了一套:兩雙布鞋、一對枕頭,數(shù)雙鞋墊……每個人的擺在桌子上,都能擺滿一桌面。這還不算她為侄女、侄孫女們做的。
安葬老人后,頭七之夜,岳父拿出岳母全部的作品,分給每個孩子,最小的孫女才五歲。岳母為方圓幾十里的婦女畫刺繡樣子,從年輕的時候當(dāng)村學(xué)的老師那時候就開始了,她告別這個世界之前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完成了這一針一線的勞作。
臍帶和刺繡是母親和岳母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給后代的最后的遺言……